第三隻眼紀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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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读书笔记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二三十年代，有头脑的美国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欧洲待着。后 来希特勒把知识分子又都撵回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才有了科学发达、人文荟萃的时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欧洲烧书、杀犹太人，我敢说现在美国和欧洲相比，依然是个土得掉渣的国家。我不敢说国内人才凋零是书刊检查之故，但是美国如果现在出了希特勒，我们国内的人才一定会多起来。
以青蛙的视力来打比方，青蛙的视力也有类似的缺陷。它能够看到眼前飞过的一只蚊虫，却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于是在公路上常能看见扁平如煎饼的物体，它们曾经是青蛙。它们之所以会被车轮轧到如此之扁，都是因为视觉上的缺陷。
同性恋研究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异性恋；我们不知道农民为什么非生很多孩子不可，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
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存在了非常之久，但它对人类本身一些最基本的方面还一无所知。
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欢这个答案，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痒痒。
有关美国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国家永远是在经商热中，而且永远是1000度的白热。
我从很年轻时就开始写小说，但一直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写，写的是些什么。直到大约十年前，我在美国读《孟子》，深刻地体验到孟子的全部学说来自于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这时 才猛省到，人在写作时，总免不了要推己及人。有关人的内心生活，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个例子，就是自己。以自己的品行推论他人，就是以一个个案推论无限总体。在统计上可以证明这是很不可靠的做法，但是先贤就这样做了。自己这样想了，就希望人同此心，这种愿望虽不合理，但却是不可避免。一个个案虽不能得到可靠的推论，但是可以成立为假设。这是因为要作出假设，可以一个个案都没有，虽然多数假设都受到了一个个案的启迪。
有位希腊名医说：这个人的美酒佳肴，就是那个人的穿肠毒药。
有些话仿佛永远讲不出 口，仅仅是因为别人已经把反对它的话讲了出来。因此这些话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话语，甚至不能形成有条理的思路--它就变成了郁结的混沌。而已经讲出的话则被人们一再重复，结构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
当年有人问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亲，嫂子掉到水里，要不要伸手去拉。这涉及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假如"礼"是那么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吗？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礼，不去救嫂子则"是豺狼也"，所以只好从权，宁愿非礼而不做豺狼。
科学上说的定类（nominal）、定序（ordinal）、定距（interval）和定比（ratio）这四种尺度（定距和定比的区别不太重要）。这四种尺度越靠后的越精密。
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国有种老女人，面对着年轻的女人，只要后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设法给她罪受：让她干这干那，一刻也不能得闲，干完了又说她干得不好；从早唠叨到晚，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捕风捉影，指桑骂槐。现在的年轻人去过这种生活，一天也熬不下来。但是传统社会里的女人都得这么熬。直到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女人也变得和过去的婆婆一样刁。
且说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的风气极是假正经，上等人说话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连裤子这个字眼都不说，更不要说屁股和大腿。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联想，连钢琴腿都用布遮了起来。还有桩怪事，在餐桌上，鸡胸脯不叫鸡胸脯，叫做白肉，鸡大腿不叫鸡大腿，叫做黑肉--不分公鸡母鸡都是这么叫。这么 称呼鸡肉，简直是脑子有点毛病。照我看，人若是连鸡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面对，就该去吃块砖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禁欲，而在于这么搞实在是没劲透了。英国人就这么没滋没味地活着，结果是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出现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说，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读物。直到今天，你在美国逛书店，假如看到书架上钉块牌子，上书"维多利亚时期"，架子上放的准不是假正经，而是真色情??
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种情形既然出现了，就必然有它的原因。
1967年，丹麦开放了色情文学（真正的色情文学）作品，1969年开放了色情照片，规定色情作品可以生产，并出售给十六岁以上的公民。这项实验有了两项重要结果：其一是，丹麦人只是在初开禁时买了一些色情品，后来就不买或是很少买，以致在开禁几年后，所有的色情商店从哥本哈根居民区绝迹，目前只在两个小小的地区还在营业，而且只靠旅游者生存。本书作者对此的结论是："人有多种兴趣，性只是其中的一种，色情品又只是其中一 个小小的侧面。几乎没有人会把性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把色情品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的人就更少见。"丹麦实验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色情业的开放对某些类型的犯罪有重大影响。猥亵儿童发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阴癖也有大幅度下降。暴力污辱罪（强奸，猥亵）也减少了，其他犯罪数量没有改变。这个例子说明色情作品的开放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笔者引述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什么，只是说明有此一事实而已。
罗素、弗雷泽研究逻辑，是对逻辑本身感兴趣，要解决逻辑领域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投身革命事业，也是对革命本身感兴趣，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些先辈自然会有些事迹，让人很感兴趣。如果把对问题本身的兴趣抹去，只追求这些事迹，就显得多少有点不对头。所以，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 古时候有位书生，自称是苏东坡的崇拜者。有人问他：你是喜欢苏东坡的诗词呢，还是喜欢他的书法？书生答道：都不是的，我喜欢吃东坡肉??
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
我的这位意大利朋友是个汉学家。他说，中国人只重写成文字的历史，不重保存环境中的历史。这话从一个意大利人嘴里说出来，叫人无法辩驳。人家对待环境的态度比我们强得多。 我以为，每个人都有一部分活 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这一部分是不会死的，它会保存在那里，让后世的人看到。
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依我之见，文化有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各种书本知识。另一种是各种暧昧的共识，以及各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一切尽在不言中。
影迷（或称追星族）是有计划、有预谋地把自己置于一场癫狂之中。
对一部作品不停地欣赏下去，就会遇到这三个阶段。在第一个 阶段，你听到的是音乐，看到的是舞蹈--简言之，你是在欣赏艺术。在第二个阶段，你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物体在移动，觉察到了一个熟悉的物理过程。在第三个阶段，你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最终体会到芭蕾舞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过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从艺术到科学再到哲学，这是个返璞归真的过程。一般人的欣赏总停留在第一阶段，但有些人的欣赏能达到第二阶段。比方说，在电影《霸王别姬》里，葛优扮演的戏霸就是这样责备一位演员："别人的"霸王出台都走六步，你怎么走了四步？在实验室里，一位物理学家也会这样大惑不解地问一个物体：别的东西在真空里下落，加速度都是一个g，你怎么会是两个g？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常常会落到一些"说法"之中。有些说法是不正确的，落到你的头上，你又拿它当了真，时过境迁之后，应该怎样看待自己，就是个严肃的问题。这件事让中国人一说太过复杂（我就是中国人，所以讲得这样复杂），美国人说起来简单：这不就是当了回傻×吗？
我在美国的匹兹堡留过学，那里是美国的钢铁城市，以污染著称。据当地人说，大约三十年前，当地人出门访友时，要穿一件衬衣，带一件衬衣。身上穿的那件在路上就脏了，到了朋友家里再把带的那件换上。现在的情况是：那里的空气很干净。现代大城市有办法解决环境问题：有财力，也有这种技术。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作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
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龙应台为这类事而愤怒过，三毛也大发过一通感慨。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所有指出这个现象的人，或则是外国人，或则曾在国外生活过，又回到了国内。没有这层关系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觉。
就我所见，一切环境问题都是这么形成的：工业不会造成环境问题，农业也不会造成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是人造成的。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国外有位研究发展的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话很有点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穷人不单是缺钱。你给他钱他也富不起来，他的主要问题是陷到一种穷活法里去了。
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烂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现在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有两大义务，一是好好做人，无愧于人生一世。这一条我还差得远。另一条是不能惯别人的臭毛病，这一条我差得更远。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
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
一位法国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如果不是激进派，那他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假如他到了三十岁还是个激进派，那他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假如你想到美国发财，首先最好是女人而 不是男人；其次一定要去曼哈顿，千万别去别的地方。
虽然 人生在世会有种种不如意，但你仍可以在幸福与不幸中作选择。
什么事情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看.
你在一生中也许会时常觉得自己不行，然而你最终一定会表现出你内心的一切，而那就是你一生成就的证明。
以前有一个时尚杂志记者非常迫切地追问洪晃：请问，你们“上流社会” 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还好，洪晃毕竟是洪晃，她说：“什么上流社会，我属于下流社会！”看来，有钱人也不都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愚不可及。
因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奖罚机制，引导人们理性地趋利避害。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比如，如果我们规定，每打扫一次卫生，发奖金100块，估计大家都 得抢着去打扫了。又比如，如果我们规定，凡是不打扫卫生的人，都要挨一个黑人肌肉男的暴打，估计大家也都硬着头皮去打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私有产权来实现责权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来强制实施法律。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源泉》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看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
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
他的完美在于：在每一次他必须在自己的原则和他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都选择了自己的原则。
作为一个文科博士，我似乎有渊博的义务。人们指望我了解澳大利亚选举制度和加拿大选举制度的不同，指望我说清中亚地区在人种进化过程中起的作用，还指望我对1492年这一年的历史意义侃侃而谈。但是，我哪知道这么多啊，我只是人类而已。
渊博的人是多么神奇啊，他们的大脑像蜘蛛网，粘住所有知识的小昆虫。而我的大脑是一块西瓜皮，所有的知识一脚踩上，就滑得无影无踪。 认识到这一点后，出于嫉妒，我就开始四处散布“知识智慧无关论”。我的观点是这样的：知识只是信息而已，智慧却是洞察力。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可能看问题很深刻，一个读书万卷的人可能分析问题狗屁不通。跟她在一起，我越来越惭愧。生活对于她，光明、灿烂，好比一件量身定做的小旗袍，穿得到处服服帖帖，穿在我身上，却是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真是糟蹋了好布料。
也许“疯子”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词汇，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那些在另一个层次实现均衡的人。 均衡，我喜欢这个词，它表明一切上升或者坠落或者旋转或者破碎都有一个优雅的终点。
什么样的生活“自然”呢？除了上学考试工作结婚生小孩，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奋不顾身地制造一点热闹，守住这点热闹，也就是这点热闹而已。 嘴上说不出什么，心里还在嘟囔，想着什么样的生活自然。突然，想到了斯蒂夫。孤独，微渺，疯狂，无所事事，不被需要。青春的浓雾散尽以后，裸露出时间的荒原。人一辈子的奋斗，不就是为了挣脱这丧心病狂的自然。
马克思说了，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那么生活，是不是也可以分为“简单再生活”和“扩大再生活”呢。
我想找一个对新鲜的知识、品格的改进、情感的扩张有胃口的人。 我有这样的胃口，所以还想找到一个在疆域方面野心勃勃的人。
巴黎是全世界人民的故乡。
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
事实证明，治疗愤世嫉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照镜子。
事实上，青春简直是个负担呢。它让你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你以为“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是，为什么关于每一场恋爱，我们所能牢牢记住的，往往只是开头和结尾而已。或者，如果关于这个人你能记住的只是开头与结尾，那么你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恋爱过？
毛姆不一样，他隐藏在故事的深处，满足于一个不动声色的叙述者的角色，决不让自己的声调、语气去抢故事本身的风头。我想他可能本来就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小说家，仅仅是乐于分享一些“逸事”而已，他写作的目的，不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位置，而是他对面那个喝茶的朋友的一声叹息。
怎么任何东西走到极端看上去都像是智慧呢。
以前看一个电视访谈，一个女演员说她总是恐惧自己会突然失控，做出特别疯狂的事情来。比如有一次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坐在观众席中，她突然想大喊一声“薄荷”，这个高呼薄荷的念头如此之可怕以至于她身上都憋出了汗来。然后她说：“如果我这么做了，那么我就officially mad了。”想想吧，多可怕啊，officially mad和unofficially mad之间就隔着小小一个词。薄荷。
那么，我为什么爱看恐怖片呢？事实上，为什么任何人会爱看恐怖片呢？平时，我们看到牙医拿个小钻子向我们走来都吓得瑟瑟发抖，但是我们愿意花10美元去电影院看变态拿着电锯去嗞拉嗞拉地锯人头。 想来想去，只有两条：第一，刺激。第二，无害。 但是，我们为什么热爱无害的刺激呢？我的理解是，作为动物的人热爱刺激，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又渴望无害，所以，屏幕上的血腥就成了一个折中方案。
参观一个城市的名胜古迹容易，了解它的气质却不那么容易。
很多人讨厌1路地铁的脏乱差，但是崭新和丰富之间，只能二选一。一个破破烂烂的地铁，就是一部还没有被篡改的历史，所以它的破烂就是它的贞洁。在崭新和丰富之间，只能二选一。
脏乱差，当然是真的。但纽约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场永恒的狂欢节：永远有音乐会、画展，摄影展、电影节、示威游行、政治会议、学术讲座在进行。一个被定格在文化爆炸状态的城市，不脏不乱就奇怪了。
出国之前，美国的朋友曾来信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除了做一个世界主义者，我们别无选择。
正是因此，这个城市的神奇不是看出来的，而是探索出来的。一个人可能去过一百遍帝国大厦和自由女神像，但仍然不知道纽约意味着什么，因为纽约不是一幅老老实实挂在墙上的画，等着你品评。它更像是一个邀请你加入舞池的女郎，要体会她的美和激情，你必须也要学会跳舞。
一个可爱的女孩是一个随时随地会感冒的女孩。
干一行恨—行。
为了论证工作的必要性，一个朋友说，Evrery living is obliged to earn his living。每一个活着的事物都有义务去养活自己。
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多么像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和一个魅力四射的丈夫的关系。随时随地可能被甩掉，所以每天处心积虑地往脸上涂日霜夜霜眼霜防晒霜，一直涂到脸上所有毛孔都被堵塞为止。
有一个心理学家叫Asch，他在1950年代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把一组人——比如八个放在一起，其中有七个是串通好的，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品。Asch拿出两段一模一样长的绳子，让这八个人比较它们的长短。前面那七个人因为串通好了，就异口同声地说一段比另一段长，第八个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虽然有疑虑，往往都会也判断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这么一个著名的“集体压力”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表明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也就是第八个人和改口的那个人组成的集体，又是有效的“叛逆”机制。也就是说，小集体是反抗大集体的有效手段。这不是从组织能力上来说，而是从认知能力上来说。
如果要给美好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
如果你正视自己拥有多少“不必要”的废物，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政治总是会变得官僚主义。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给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
罗素说他生活的三大动力是对知识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苦难的怜悯。
以前一个朋友写过一首诗，叫《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我想象文革中的顾准、狱中的杨小凯、在文学圈之外写作的王小波，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
可我总是疑心，有多少人的婚姻是乐趣在维系，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惯性。 我恶毒地以为，大多数人结婚，其实仅仅是因为无所事事，于是决定用一种无聊取代另一种无聊。
性让女人的幽怨变得理直气壮。一个女人要求男人爱她的依据，不再是自己是不是可爱，而仅仅是他还跟她睡在一张床上。一个女人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一个男人的标准，也不再是自己是不是还关心他的感受，他的需要，而是自己还跟他睡在一张床上。
如果人生只是弹指一挥间，那青春是什么呢？能发生的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青春多么短暂，青春多么漫长。它是梦中的一个抚摸，你醒在它的温暖里，却不知其去向。
一般美国女人嫁人之后都要随丈夫姓，但是 一个女权主义者抗议说：我不跟你姓，我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姓原来的姓！但是丈夫回答道：可是你原来的姓，是你父亲的姓，跟他姓本身，不过是父权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这个笑话，用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辩论中，恰如其分。全球化还是本土化，说白了，不过是随夫姓还是随父姓。
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
所谓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我们都有过去，我们一样怀念著过去的那一半。只是，人要活下去，要再寻幸福，这并不是否定了过去的爱情……。
我不再去想父母叮咛我的话，但愿在不是自己的国度里，化做一只弄风白额大虎，变成跳涧金睛猛兽，在洋鬼子的不识相的西风里，做一个真正黄帝的子孙。
美国，美国，它真是不同凡响。
外祖父看见我去意坚定，行李也打好了，就叫父母说∶“你们也不要那么担心，她那种硬骨头，谁也不会爱去啃她，放她去走一趟啦！”
我的同胞们所谓的没有原则的跟人和平相处，在我看来，就是懦弱。不平等条约订得不够，现在还要继续自我陶醉。
我们还年轻，长长的人生可以受一点风浪。
偶尔的孤独，在我个人来说，那是最最重视的。我心灵的全部从不对任何人开放，荷西可以进我的心房里看看、坐坐，甚至占据一席；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角落，那是：“我的，我一个人的。”
我喜欢看见幸福的人，不管他们结不结婚。
管犯人的，可能比做犯人的还要不自由。
肉体软弱是一时的，精神胜利是永久的。
这个世界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到尊重，一个蛮横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
我们内心的思想，它们表露出来过吗？也许在我们的灵魂中有一团烈火，但没有一个人前来取暖。过路人只看见烟囱中冒出的一缕青烟，便接着走自己的路去了。那么，听我说，应该怎么办呢？难道不应该守护着心中的这团火，保持自己的热情，耐心等待着有人前来取暖的时刻吗？
我赋予她比例，却抽掉了她的个性。
于是，他突然明白了自己长期以来就隐隐知道的事情。他明白了，有关上帝的那些话，其实全是孩子气的借口和推托，是一个吓坏了的孤独的人在寒冷、漫长的黑夜中，由于绝望而编造、散布的谎言。没有什么上帝，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压根儿就没有上帝，只有混乱—悲惨的、痛苦的、残酷的、莫名其妙的、无尽无休的混乱。
对于信奉耶稣基督的人们，没有完全绝望的忧伤，只有不断地获得新生，不断地从黑暗走向光明。
你在一生中也许会时常觉得自己不行，然而你最终一定会表现出你内心的一切，而那就是你一生成就的证明。
你永远不可能总是对任何事情都做到确有把握。你所能做到的就是用你的勇气和力量去做你认为是正确的事。结果也许会证明你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然而至少你是去做了，这才是重要的。我们应当按照理智的最佳指令行事，然后任凭上帝对它的价值做出最终的判断。如果你此刻已经决定要以一种或另外一种方式为我们的造物主服务，那么，这个信念就是指引你今后行动的唯一指南。不要胆怯，要相信你的信念。
I think that an artist is a man who always seeks and never finds a final answer.
我认为艺术家是一种总是在寻找但从未找到最终答案的人。
只会生活不会生存，再伟大也会输的很惨。
我要说的是：只要我们真正相爱，哪怕只有一天，一个小时，我们就不应该再有一刀两断的日子。
最可憎的是人就此沉入一种麻木状态。既然你要做的一切都是别人做过一千万次的，那么这事还不令人作呕吗？比方说你我是二十六岁的男女，按照社会的需要二十六岁的男女应当如何如何，于是我们 照此做去，一丝不苟。那么我们做人又有什么趣味？好像舔一只几千万人舔过的盘子，想想都令人作呕。
爱情真美，倒霉的是咱们老不能爱个够。真不知我过去做过什么孽遭此重罚，因而连累了你。
中国人说苦处也就是乐处，这就可以说明有人为什么爱吃臭豆腐：他们都能从臭里体验出香来。这可以说明懒于改造世界的人多么勤于改造自己。
我常常觉得我的生命中缺乏一种深厚的动力。有时我可以十分努力，但动力往往是好胜心或虚荣心。
爱也许是人对自己的一种欺骗，是一种奇异的想像力造出来的幻影。
三岛由纪夫在《天人五衰》中写过一个轮回的生命，每到18岁就死去，投胎到另一个生命里。这样，人就永远活在他最美好的日子里。他不用等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人变丑了，就悄然逝去。小波就是这样，在他精神之美的巅峰期与世长辞。
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我想在小波的墓碑上写上斯汤达的墓志铭（这也是小波喜欢的）：生活过，写作过，爱过。也许再加上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
人是轻易不能知道自己的，因为人的感官全是向外的，比方说人能看见别人，却不能看见 自己；人可以对别人有最细微的感觉，对自己就迟钝得多。自己的思想可以把握，可是产生自己思想的源泉谁能把握呢？有人可以写出极美好的小说和音乐，可是他自己何以能够写这些东西的直接原因却说不出来。人无论伟大还是卑贱，对于自己，就是最深微的“自己”却不十分了然。这个“自我”在很多人身上都沉默了。这些人也就沉默了，日复一日过着和昨日一样的生活。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它就沸腾不息，给它的主人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
什么都不是爱的对手，除了爱。
萧伯纳的名言：“真正的婚姻全是在天上缔结的。”这句话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爱上一个 八十岁以上的萧非特船长时说的。
中国人真是可怕！有很多很多中国人活在世上什么也不干，只是在周围逡巡，发现了什么就一拥而上。
如果说人在童年可以决定自己生命的前途，那么就是当孩子的时候最幸福，其实有一种我们 不能左右的力量参加进来决定我们的命运，也就是说，我们被天真欺骗了。
人活在世上需要什么呀？食物、空气、水和思想。人需要思想，如同需要空气和水一样。人没有能够沉醉自己最精深智力思想的对象怎么能成？没有了这个，人就要沉沦得和畜生一样了。
什么样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养料。比方说我，没有像样的精神生活就没有一代英俊的新人。 出于这种信念，我非常憎恨那些浅薄的人和自甘堕落的人，他们要把世界弄到只适合他们生存。
我和你分别以后才明白，原来我对你爱恋的过程全是在分别中完成的。
我从台湾起飞你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长期观察一种风俗之后，和做游客的心情不一样了。她细细想，一个一个想，生活里的枝枝叶叶，之
后，提起已经停了十年的笔，写下沙漠生活中第一个故事∶《中国饭店》。
七天的日子像梦样飞逝而过，我却仍然放不下尘世的重担，我又要回到那个不肯面 对自己，不忠于自
己的生活里去。
法兰西斯哥将我肩膀扳著向窗坍，他问我∶“你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光。”他说∶“每个人
都一定要有光在心里，我的光是我的艺术和我的生活方式，我太太却偏要我放弃这些，结果我们分开
了，这不是爱不爱她的问题，也许你会懂的。”我说∶“我懂。”
夏米叶说∶“我们是一群照自己方式过生活的人，你爱怎么叫都可以。
我经历过一个全心全意相爱的人的死亡，他使我长大许多许多，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生死可以把它
看得那么淡，当时当然很伤痛，但事后想起来，这个离别又有什么了不起。甚至我不再期望将来有一
个天国让我们重聚，我觉得那不需要了。我的人生观因为这人的死亡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在他身上看
穿了我一生中没法看穿的问题。
你的失败，比你的成功，对你更有用。
“更可贵的，他们是非常快乐的民族，可是并不刻意追求，这是最高的境界，也是最低的境界。”
我的半生，飘流过很多国家。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住过，看透，也尝够了。我的感动不是没有，我的
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将我的心留下来给我居
住的城市。”
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份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的轨道，做出解释不
出原因的事情。
海涅曾在他于法国出版的《论德国》一书的第二卷，在《自白》（1853—1854）中写道：“做自我鉴定，不仅不方便，而且简直不可能……尽管你非常想说真话，可是关于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说真话。”
人的最好定义——这就是：忘恩负义的两脚动物。
【巴克尔.亨利.托马斯（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其所著《英国文明史》中说，随着文明的发展，民族与民族间的战争将会逐渐终止。】从逻辑看，他讲得似乎也有道理。 这文明到底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温和了呢？文明只是培养了人的感觉的多样性……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正是由于培养了这种感觉的多样性，人大概才会发展到在流血中寻找乐趣。
你们可能会问，我这样装模作样地糟蹋自己，折磨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回答：为的是无所事事地坐着太无聊了；于是我就矫揉造作一番。没错，正是这样。诸位，最好你们留意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时候你们就会明白真是这样。
患者的乐趣就表现在这呻吟中；如果他在这呻吟中感不到乐趣——他也就不会呻吟了。
这乐趣正是出于对自己堕落的十分明确的意识；是由于你自己也感到你走到了最后一堵墙；这很恶劣，但是舍此又别无他途；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即使还剩下点时间和剩下点信心可以改造成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意去改造；即使愿意，大概也一事无成，因为实际上，说不定也改造不了任何东西。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唔，以至于迷信到敬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很迷信。）
曾经那么多的人，喜欢过，被喜欢过，爱过，被爱过，告终之后，他们的行为和语言如潮水退却，在肉身表面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只有彼此相遇和相处的时刻所累叠起来的意识和记忆，如同空旷山谷一道隐约回音，震荡在内心深处。我想它们不会消失。它们只是在等待被吸收。
情爱仍是最深沉的幻觉（这也是《春宴》的主题之一）。有时它看起来充满激进和勇气，仿佛正被实现和推动，却不过是趋近深渊的临身探入。与其说我们渴望得到爱，不如说我们意欲在其中获取强烈的实践的感受。
人可以死在任何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这是命运的孤独和刚硬所在。
一座不适宜步行的城市，也同时意味着它不适合居住。
如果相信世界是由类别、主义、口号、观念组成，那么这个“世界”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无疑是虚假而苦痛的。
围绕生死问题，重要的立足点仍是我们对于时间的看法。即一件事情的结束是代表终止，还是代表再一次开始。
若无相衬，也不枉费。委婉幽暗，无言以对。
心之艰难，是跟自己做斗争。
人与环境的对抗永无绝期。自我摧毁是有快感的。所有的下堕行为都伴随着快感，摔破一个罐子，与长时间塑造和建设一个罐子，前者让你享受到更为强大的自我妄想。觉得自己具有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行动应该携带和突破重力而上升。
感情忌讳懈怠及理所当然，至少要始终保持尊重、克制、发力、欣赏及感恩之心。
不发力的关系，如同长久不熨烫的旧衣服，样貌邋遢，终究被丢弃。
她说，人生的内容大部分与牺牲及忍耐有关，有所付出，又不能样样尽兴。说，跨过四十岁之后，很多心境淡去，给了自己释然的理由。 但我并不认同这一点。不认同以淡漠心境换取放弃与妥协。人太容易得到借口，那是我们过于保全自身，不舍得让自己走到悬崖边上。真正强烈而完善的感受，只会来自一条途径，即置于死地而后生。
每一个人的内在只能独享。人无法渴求被理解。他人的理解有时与己无关。被分享最多的内在，通常只是整体之中较为肤泛的一个层面。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确是生而孤独的。即便有人给了我们感情，也 仍是孤独的。因这感情有可能只是他出发于自我的幻觉和执念。
一些人喜欢故作兴奋状，五的事情，觉得有十那么多。一些人喜欢内藏自己，十的事情，觉得不过是八。我倾向后者，这样可以保持平静和后退的余裕。
超越自身，踮起脚尖，试图去触摸一处高远的存在。那个踮起脚尖的动作，是重要的。
性，最主要的目的不应是欲望宣泄，而是感受到自我存在。这光束般锐利而照耀的存在感。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感受自我存在。身体交融的积极性，在于迎接和融合进入身体的陌生热烈的能量。在放弃控制的同时，获得与宇宙的深邃合而为一的可能性。这种接纳感充满平静，并令人心生感激。
我总觉得女人身上最可惜的不是年老，而是被辜负被压抑的天性里的柔情和美感。
你以为你知道什么是爱，但它不是人的声音能够发出来的。
不必一一追究，我对她说。因为从来都不存在历历分明。
时间终究强盛于一切语言。并且越过人微小的作为。
“当人循着一条山路走时，只消走错一步就会滚下山坡。一种精神学说的基本目的，就是永远处在高度的警惕之中。注意力和机警，就是精神生活帮助我们开发的基本品质。理想的境界乃是同时完善地既宁静又警觉。”摘自马蒂厄。
在人的一生中，我们看起来主动和有力，却从未被允许得到选择和做出决定的机会。
繁杂而表面化的交往，是饭馆里味精过多的菜肴。
如果可以在一件专注及敬重的事情上用力使用生命，这未尝不是上天赐予的一种恩惠。
傅雷撰文批评张爱玲，说“我不责备作家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她不屈就，写文对辩，“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这段对话可见文学性别的不同，男性的书写倾向壮大的与己隔离的形式（未尝不是一种假模假式），女性则更领会生命和情感的质地。后者显然更有进阶。
一些人爱你，但他们所爱的，也许是由你而生发出来的幻象。他们所爱的，仍是自己的心。你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载体。是他们隔岸相望的烟火。
W是长相瘦小的年轻女子，穿着朴素，不化妆，直发披肩，说话的语调安静。她在私立学校工作，有时做文学作品的翻译。曾经常常一个人去旅行，无法想清楚婚姻和伴侣对自己的意义。只跟外国男子谈恋爱。觉得无法跟中国男人做伴侣，是因为“在一起时他们大多会谈论汽车、足球比赛、手机新款等种种与自己的真实生命无关的话题。最终无法沟通”。
若有情执，必陷入软弱。
我并不知道该与时代保持怎样的关系。只愿意自己的生命保持真实。在这条熙攘的道路上，谁能于迷妄中知分晓。没有余力投入在围观、辩论、哄闹、驳斥之中。不如保持原地不动，让潮流和喧嚣兀自远去。
这个时代，若有人想诚实谈谈自己，不免会被认为自恋或狭隘，反而奇怪得很。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
真正的爱，一定相联着喜悦、笃实、明朗、饱满。真正的爱不可能使对方痛苦，也不会让自己痛苦。那些使我们痛苦并因此想让对方也同样痛苦的关系，与爱无关。其实质不过是一种疾病。
若无勇敢和真心实意，人不可能成就任何事。
她对我说，你什么都会有。只是一切会来得比较晚。我想我的生活并没有真正开始。
不是要求现实如自己所愿，而是在现实中找到一个立足的位置。人所面对的大部分是失望。活着的过程，即是存在于不断的困惑、挣扎、突破和提升之中。我们所做的一切实践，是一种调试。不是结果。
一些事情不要去分析它。人的理性也许是低级的。到了眼前，去做就行。不必多想。事情会按照它既定的规则和秩序往前行走。慢慢你发现，原谅及忽略，胜过一切对人对己试图一清二白的企图。
“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伥伥来去耳。”此话如此温润而后退，可涵盖各种立场。让人心生欣赏。
只有对方能够容纳寂静，才能够容纳关系之中神秘莫测的深度，容纳全然的对方。
他写来的信。“有使命的人会受到庇佑，路会越来越宽。”
即便转道去了另一个方向也没有什么遗憾。人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生长。
一次又一次的浪头。保持不动，让冲击过去。在不可能更糟糕的前提下，只能慢慢地好起来。要学会等待，保持信任。事物有时貌似是一个障碍，但最终是一个礼物。
发生之前，是一个等待着的人。发生之后，依旧是一个等待着的人。
如果没有深切的爱恋，宁可独活。
很多第一次都不是完美或荣耀，但却是出发和实践的象征。
身心有时干燥得微微散发出一些清淡的芳香来。把老珠子戴手腕上，有一种安定感。
有些话可以不必说出，也许不过是各自认为的真实。有些事情可以不 要求分辨，也许不过是各自认为的合理。这世间哪有错过的人或者做错的事。凡是发生着的就是对的，它们精准无比。
在东京拍摄的照片被邀请制作成一个小说家的新书封面。对方出版社询问如何付酬，答复他们不收取任何费用，赠予对方。样本寄来，翻看几页，其中有一句话。“我一生有的都是些琐事，历史跟国家从没有烦过我。”
我爱你胜于我的肉身停留于这个世界上的时间。
尼采主张："从生存获得最大成果和最大享受的秘密是： 生活在险境中！在威苏维火山旁建筑你们的城市！把你们的船只驶向未经探测的海洋！在同旗鼓相当的对手以及同你们自己的战争中生活！"《快乐的科学》第283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215页。他认为，危险"迫使我们自强"，"人必须有必要强大，才会变得强大"
"你愿意，你贪求，你爱恋，只因此你才赞美了生命！"
在写作时，我分不清究竟是尼采的声音在通过我喊出，还是我的声音在通过尼采喊出。
尼采在一首诗中写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尼采说，"通向智慧之路"有三个必经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合群时期"，崇敬、顺从、仿效随便哪个比自己强的人。第二阶段是"沙漠时期"，束缚最牢固的时候，崇敬之心破碎了，自由的精神茁壮生长，一无牵挂，重估一切价值。第三阶段是"创造时期"，在否定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肯定。
一个精神贫乏、缺乏独特个性的人，当然不会遭受精神上危机的折磨。
他太挑剔了，世上不乏友谊、爱和事业，但不是他要的那一种，他的精神仍然感到饥饿。这样的人，必须自己来为自己创造精神的食物。
在难以忍受的孤寂中，尼采一次次发出绝望的悲叹："我期待一个人，我寻找一个人，我找到的始终是我自己，而我不再期待我自己了！""现在再没有人爱我了，我如何还能爱这生命！"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自在之物，一切现象包括个体的人都是意志的客体化即表象。意志是一种盲目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个人受这种 冲动的驱使，不断地产生欲望。欲望意味着欠缺，欠缺意味着痛苦。所以，一切生命"在本质上即是痛苦"。当欲望休止，又会感到无聊。人生就摇摆在痛苦与无聊之间。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与尼采的悲剧哲学或酒神哲学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把生命意志看作 世界的本质。但是，一旦进一步追问这生命意志的本质，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是一种纯粹消极的"挣扎"，尼采的生命意志却是一种积极创造的力量。在尼采看来，要创造就必须破坏，破坏意味着个体的灾难和毁灭，但这正是创造的必要前提，是宇宙生命整体新陈代谢的必然法则，是健全和丰盈所产生的痛苦。有生必有死，要肯定生命就必须肯定死亡，这样一种朴素的辩证法被尼采阐发为富有诗意的人生哲学了。
要解决个人生存的意义问题，就必须寻求个人与某种超越个人的整体之间的统一，寻求小我与大我、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无论何种人生哲学都不能例外。区别只在于，在不同的哲学中，那个用来赋予个人生存以意义的整体是不同的。例如，它可以是自然（庄子，斯宾诺莎），社会（马克 思，孔子），神（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等等。如果不承认有这样的整体，就会走向悲观主义（佛教、印度教、叔本华）。
在尼采的第一部着作《悲剧的诞生》中，我们可以发现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的痕迹。在那里，尼采在解释 古希腊艺术的起源时强调，希腊人之所以需要以奥林匹斯众神形象为主要内容的史诗和雕塑艺术，是为了给痛苦的人生罩上一层美丽神圣的光辉，从而能够活下去；之所以需要激发情绪陶醉的音乐和悲剧艺术，是为了产生超脱短暂人生、融入宇宙大我的感觉，从而得到一种形而上学的安慰。在两种情形下，人生的痛苦和可悲性质都被默认是前提，而艺术则被看作解救之道。
至于人类的绝大多数，尽管明知人生固有一死，仍然喧闹忙碌地生活着，追求着，足见生命本身有着死亡的阴影摧毁不了的力量。 尼采说： 人人期待着未来，"然而，死和死之寂静便是这未来唯一确凿和一切人共同的事情！多么奇怪，这唯一确凿和共同的事情对人们几乎毫无影响，他们距离感觉自己与死相邻最为遥远！我看到人们根本不愿思考死之思想，为此甚感快乐！我很想做点事情，使生之思想于他们百倍值得深思。"《快乐的科学》第278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211-212页。
要真正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要学会--俯视下方！ --尼采
亚里士多德说： 人要独居，必须是野兽或天神。尼采补充说："忽略了第三种情形： 必须同时是二者--哲学家。"
"我孤独了。"啊，你配吗？ 哲学家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感到有一条可怕的鸿沟，把他们同一切传统分离开来，置于恒久的光荣之中"。
哲学家的命运 "我的兄弟，怀着你的爱和你的创造到你的孤独里去；很久以后正义才跛脚跟在你后面。" 这是尼采为一切创造者预言的命运，哲学家也不例外。
尼采认为，权力和职业是败坏哲学的两个因素。因此，他提出了以下要求： "我认为这是文化的要求： 把哲学在政治上和学院中的奖励取消，而且把国家和大学在真伪哲学之间做判决的职务取消（它们做不了这种判决）。让哲学家们自由自在，在野地上生长吧，绝对禁止他们在社会的职业里有一个位置的希望，不要再给他们薪金，不，宁可迫害他们，虐待他们，这样一来，你就会瞧见一种奇异的收获了……
一个真诚的人生寻求者可能走错路，但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正确的；一个"学者"也许不犯错误，但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本身即是最大的错误。所以，尼采轻蔑地说："即使我走着错路，我也仍然走在他们头顶上面。"
书籍、知识、他人的思想都只能拿来为我所用，而不应当成为目的本身。
尼采最反对死读书。他写道："除了浸沉于书籍之海不做别的事情的学者……最后则是完全丧失了为自己而思考的才能。除非有一本书在手里，他就不能思考。当他思考，他只是反应一种刺激即他所看到的别人的思想，结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应。学者致力于肯定、否定或批评已经想过了的思想，他便不再思考了。"学者"犹如火柴，必须摩擦才会发光或者说"思考""。尼采说这话是有切身体会的，当他因眼疾而不得不停止阅读时，他突然产生一种轻松之感，他从书籍中解脱出来，有工夫自己思考了。他真切感到，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自己来创造，说出非他不能说出的话来。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把太多的时间耗在阅读上，是一种浪费。"
尼采认为，一个哲学家必备两种相关的特性： 他须"初始地看察事物"，他本身须"是一个初始看到的事物"。也就是说，他的个性是独特的，他看事物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他不让种种观念、意见、书籍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他的天性未受俗见的污染，他永远保留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
在《快乐的科学》的《学者的由来》一节中，尼采列举了学者的种种类型： 秘书型的学者只知整理种种材料，使之系统化；律师型的学者全力辩护其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权利；牧师型的学者一心让人们信仰他的信仰；犹太学者运用逻辑迫使人们赞同他的意见。所有这些人，不思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只图以各自的方式证明自己从事着正当的工作。
说到哲学关心人生问题，也许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首先要求把哲学的注意力从自然事物转移到人事，以"认识自己"为哲学之使命。但是，尼采偏偏对苏格拉底最为不满，他向欧洲理性主义传统挑战正是从苏格拉底首先开刀的。问题在于，苏格拉底把人生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所谓"认识自己"就是"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又把道德归结为知识，提出"美 德即知识"的命题。兜了一个圈子，人生的意义被归结为知识。这正是尼采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把苏格拉底看作造成两千年来欧洲哲学偏离人生根本的罪魁祸首。
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人靠哲学谋生，挂着教授的头衔，高踞哲学的讲坛，读书破万卷，熟记前人思想，可谓学问高深。另一个人，姑且说吧，只是个流浪汉，读过不多几本哲学书，比起前者来望尘莫及，但是他天性敏感，热爱人生，情不自禁地思考着人生的种种根本问题，百折不挠地求索着人生的真谛，要他不这样做，就等于叫他去死。 问你，谁是哲学家？ 尼采的回答必是后者。在尼采看来，一个人要配称哲学家，"他不仅必须是一个思想家，而且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
希特勒常常到魏玛去参观尼采博物馆，并且让记者拍摄他出神地瞻仰尼采胸像的镜头，大事张扬他对尼采的尊敬。他还把《尼采全集》当作贺礼赠给墨索里尼。纳粹文人乐此不疲地颂扬尼采，一时间尼采俨然成了第三帝国的直接思想先驱。
盖棺论定也许适用于二、三流的思想家，可是对于天才并不适用。天才犹如自然，本身包含着巨大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为世世代代的争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有哪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不是在生前死后戏剧性地经历着被误解、被"发现"、又被误解、又被重新"发现"的过程呢？
"在意志的每个动作中都有一个支配着的思想"
在尼采看来，意志不同于纯粹欲望，后者只是意志的损耗。
世界不是但求自我保存的消极生命的堆积，而是"一个奔腾泛滥的力的海洋"，是"永远在自我创造、永远在自我毁灭的酒神世界"。它在永恒的生成变化中"肯定自己，祝福自己是永远必定回来的东西，是一种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疲劳的迁化"。《强力意志》第696节。
"这人生，如你现在经历和曾经经历的，你必将再一次并无数次地经历它；其中没有任何新东西，却是每种痛苦和每种快乐，每种思想和每种叹息，以及你生涯中一切不可言说的渺小和伟大，都必对你重现，而且一切皆在这同一的排列和次序中--一如这蜘蛛和林间月光，一如这顷刻和你自己。生存的永恒沙漏将不断重新流转，而你这微尘的微尘与它相随！"《快乐的科学》第341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265页。
世界和人生本身是无意义的，意义是人赋予的，是人为了生存替自己编造的谎言。
从宇宙的角度来看人，尼采断然拒绝人类中心论的观念。"在世界上，一小滴生命对于生灭不已的汪洋大海的全部性质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尼采全集》，第3卷，第200页。
强调人的自我创造，这是马克思、尼采以及许多现代哲学家的共同立场。但是，一旦追问人通过何种途径自我创造，就发生了根本的分歧。马克思认为，人是通过劳动自我创造的，"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6，第84页。 尼采则认为，人的自我创造的途径是评价，而且往往是错误的评价。他说："如果没有置于道德假定中的误解，人就仍然是动物。"《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卷。《尼采全集》，第2卷，第65页。
"人是通过他的错误教育成的： 第一，他对自己总是看得不完全；第二，他给自己加上想象的特点；第三，他在一种对动物和自然的错误的等级秩序中看自己；第四，他不断发明新的价值榜，并一时以之为永久和绝对，以致时而这种时而那种人类的冲动和境况居于首位，藉此种评价而高贵化。如果没有这四种错误的效果，也就没有了人道、人性和"人的尊严"。"《快乐的科学》第115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155-156页。
本世纪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有一首题为《未选择的路》的短诗，大意是： 黄昏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留下另一条待改日再走。可是我知道每一条路都绵延无尽头，一旦选定，就不能返回，从此决定了一生的道路。
他常常把人喻作一种病："地球有一层皮肤，这皮肤有病，其中之一便叫做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全集》，第6卷，第192页。
决定论与意志自由论之间的争论是哲学中最古老的争论之一。同时，它又是最恼人的争论之一。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不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不在内心中和自己进行着这一场争论。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问题本身的性质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对人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解。在哲学史 上，断然主张绝对决定论的哲学家有之，断然主张绝对自由论的哲学家为数微乎其微，而两者都有着明显的偏颇性。我们发现，许多哲学家动摇于两者之间（如斯宾诺莎、伏尔泰由意志自由论转向决定论），或者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折衷和结合（如康德、费希特把人分为两部分，现象界的人受因果律支配，本体界的人有意志自由）。有趣的是，号称唯意志论哲学家的叔本华和尼采也都并不主张意志的绝对自由，相反是反对意志自由论的。
"我不相信冷静的心中的一切。不能说谎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哲学开始于理性的觉醒。理性觉醒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对于感官的怀疑。我们感官所触知的这个生成变化的世界是真正的世界吗？在它背后还有没有另一个常驻不变的世界，非感官所能触知，然而更加真实呢？哲学家们冥思苦想，巴门尼德想出了那个不生、不灭、完整、唯一、不动的"存在"，柏拉图想出了"理念世界"。直到近代，康德还在相信现象世界背后有一个"自在之物"的世界，黑格尔还在相信"绝对精神"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哲学始终与本体论结下不解之缘，这种本体论以构造"真正的世界"为唯一使命。 在尼采看来，这是哲学的最大迷误，而迷误的根源就是理性。
尼采在这里批判理性，并不是要反对对世界作任何概括。事实上，当他把世界归结为强力意志或生成变化着的生命意志时，他自己就在进行概括。他反对的是按照人类自身的理性本性去构造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模式，然后又用这样的世界模式来规束人的现实生活。
欧洲近代是理性主义胜利进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入口处，培根的名言如号角响彻云霄："知识就是力量！"这位近代哲学与科学之父甚至在人与知识之间划了等号："人即心灵，心灵即知识。一个人知道些什么，他就是什么……"人类自豪地发现，从自己心灵中闪射出来的理性光芒普照万物，使人类成为世界的真正造物主。没有人怀疑理性的至高无上的意义。英国经验论者和大陆唯理论者实质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所争论的仅仅是逻辑范畴的来源，而对于人类必须依靠逻辑范畴和逻辑推理指导生活这一点并无分歧。法国启蒙学者也是理性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这是刚从宗教信仰下挣脱出来的人类理性，犹如一切初获解放者一样，它无忧无虑，信心十足，度过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然而，这个时期终于结束了，人们发现，理性的自夸也是一种幼稚病，而"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
生命僵死之处，必有法则堆积。 --尼采
尼采孜孜以求的始终是个人的独特和优异。他说："我的道德应当如此： 夺去人的公共性格，使他成为独特的……做成别人理解不了的事。"
"健康的自私"所倡导的是一种自爱、自强、自尊的精神。"你自助，然后人人助你。"
尼采认为，现代社会把个人的棱角和锋芒都磨去，反而是"走上了将人类弄成一盘散沙的道路"。《朝霞》第174节。《尼采全集》第4卷，第170-171页。个人愈是雷同，社会就愈是缺少凝聚力。无个性的个体不能结合为整体。个人愈是独特，个性的差异愈是悬殊，由他们组成的社会有机体就愈是生气勃勃。
在尼采看来，没有一个现实的人是完美的。谁崇拜一个人，把这人看得完美无缺，他就是在人性的可能性方面贬低了他自己。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就是忠实于自己。尼采把忠实于自己看作人格伟大的首要标志。"不忠实于自己而能伟大，我是决不承认的。一旦发现这种情形，我立刻觉得一个人的成功绝对算不了什么。"
对待生命不妨大胆冒险一些，特别是因为好歹总得失去它。何必死守这一片泥土，这一种行业，何必留意邻人的流言？"《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第1节。《尼采全集》第1卷，第389-390页。
"你应当成为你之为你者。"《快乐的科学》第270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205页。
"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第1节。《尼采全集》第1卷，
人是评价者。"人首先把价值置于事物中以维护自己，他首先为事物创造出意义，一种人的意义！因此他称自己为"人"，即评价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全集》第6卷，第86页。
尼采反对从道德立场来追究自由意志的责任，可是，只要不是把自由理解为放任，自由就必然意味着责任。那么，向谁负责呢？尼采提出了"自我责任"的概念。每个人应当向自己负责。他也曾谈到对生命负责，每个有幸得到生命的人应该给生命以最好的报答。更严重的责任是从永恒轮回的角度提出来的： 你的每一个行为都必须值得在无限的未来重复无数次。"你将再次并且无数次地意愿这样吗？"这个问题是加在意志身上的最重的负担。《快乐的科学》第341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266页。生成之无罪替人解除的道德责任，又由永恒轮回的宿命重加于人了。不过，这样论证责任问题显然是勉强的，轮回不自你此刻的行 为始，毋宁说你此刻的行为只是过去无数次发生过的行为的重复，自由何在，责任又何在呢？莫非自由和责任本身仅是与命运、与轮回的因果链条的抗争？
在尼采看来，人类的大多数始终未成熟到可以自由的程度，所以"始终还是少数人的时代"。《尼采全集》第3卷，第371页。重要的不是"从何而自由"，而是"为何而自由"。
决定论与意志自由论之间的争论是哲学中最古老的争论之一。同时，它又是最恼人的争论之一。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不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不在内心中和自己进行着这一场争论。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问题本身的性质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对人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解。在哲学史 上，断然主张绝对决定论的哲学家有之，断然主张绝对自由论的哲学家为数微乎其微，而两者都有着明显的偏颇性。我们发现，许多哲学家动摇于两者之间（如斯宾诺莎、伏尔泰由意志自由论转向决定论），或者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折衷和结合（如康德、费希特把人分为两部分，现象界的人受因果律支配，本体界的人有意志自由）。有趣的是，号称唯意志论哲学家的叔本华和尼采也都并不主张意志的绝对自由，相反是反对意志自由论的。
世界和人生本身是无意义的，意义是人赋予的，是人为了生存替自己编造的谎言。
对于弱者是毒药的，对于强者可能是补品，在不同的个人之间，善恶也是相对的。参看《快乐的科学》第19节。哪怕在同一个人，善与恶也相辅相成："人和树一样，他愈求升到高处和光明，他的根就愈往下扎，向黑暗，向深处，--向罪恶。"
你一旦用语词来表达你的痛苦或欢乐，每个人 都将按各自的经验来理解，结果还是夺走了你的痛苦或欢乐的个人性。愈是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就愈是难以表达。有独特个性的人每每感觉到这种不能表达的痛苦。 使尼采感到不满的是，人们不但不去揭穿语言的遮蔽作用，反而有意无意地借助语言的遮蔽作用来逃避自我，逃避深刻的内心生活。
"我私下发现了，古老的人性和兽性，乃至整个原始时代，一切有感觉的存在物的过去，在我身上继续思维着，继续爱着，继续恨着，继续推论着……"《快乐的科学》第54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87-88页。尼采称他的这种意识为"幻象意识"，并不能证实，可是会不期然而然地从我们的无意识的海底浮现到海面上来。
哲学家把世界归结为他熟悉的观念，就以为世界被认识了。人们总是错把熟悉当作认识，其实，熟悉即习惯，而习惯了的东西正是最难认识的。
尼采自己说："我永不攻击个人，我只把个人看作一面有效的放大镜，藉之而看到了隐秘而不易知、恶而不可见的一切……例如我攻击瓦格纳，更正确地说，我是攻击伪误，攻击以修饰冒充丰富，以颓废的现代文化的谬种冒充伟大。"
"你们亲身体验过历史吗？体验过颤栗、地震、长远的悲痛、闪电似的快乐吗？你们曾经同大大小小的傻子一起傻透了吗？你们真的负担过善人的大梦和深忧以及极恶的人的苦与乐吗？有之，则可和我谈道德，否则就不必了！"《朝霞》第545节。《尼采全集》第4卷，第354页。道德并非从外面加于人生的戒条，而是人生智慧的结晶。
与同情平行，基督教还提倡宽恕。尼采认为，这也是对自尊的伤害。如果你的朋友对你无礼，你应当说："我宽恕了你对我所做的，可是怎么能宽恕你对你自己所做的！"
"格言、警句--在这方面我在德国人中是第一号大师--是"永恒"的形式；我的野心 是要在十句话中说出旁人在一本书中说出的东西，--旁人在一本书中没有说出的东西……"
福楼拜说，一个人只有坐下来才能思考和写作。尼采愤而驳斥："久坐是反对神圣精神的罪。只有散步得来的思想才有价值。"
有一则古老的希腊故事，叙述米达斯王在树林中抓住了酒神仆人西勒 诺斯，逼他说出对人最好的是什么。西勒诺斯嘲笑说：可怜的浮生呵，对你最好的东西你是永远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其次好的，就是立刻死掉。然而，希腊人通过艺术的拯救而得出了相反的人生评价：最坏是立刻就死，其次坏是早晚要死。参看《悲剧的诞生》第3节。艺术，只有艺术，才使人生值得一过。
《尼采导论》，第36页。直到1888年他还叹息："没有音乐的生活简直是一个错误，一种苦难，一次流放。"
"真的，我的朋友，我漫步在人中间，如同漫步在人的碎片和断肢中间！……我的目光从今天望到过去，发 现比比皆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没有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全集》第6卷，第205页。
我成长在战争中，好几位亲人死于希特勒的集中营；我生命中这一段失落的时光已不复回归了。但比较于我对这一段时光的回忆，他们的死算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如果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
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正是提出了这一问题。她看到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黑暗；优雅、粗俗； 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称为积极的（光明；优雅，温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区分实在幼稚简单，至少有一点难以确定：哪一方是积极？沉重呢？还是轻松？巴门尼德回答：轻为积极，重为消极。
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彼此相似――无论她们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当演员的人，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身。这种愿望与天资无关，却比天资要深刻。没有这种基本的愿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员。同样，一个当医生的人愿意毕其一生与人体以及人体的疾病打交道。这种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资与技巧），使得他从医学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进入解剖室，而且能坚持在那里度过必要的漫长岁月。
，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之久。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著名假说：原来的人都是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那一半。爱情，就是我们渴求着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
直到1980年，我们才从《星期天时报》上读到了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与一群英国军官关在一起，并共用一个厕所。英国军官不满意斯大林的儿子把厕所弄得又臭又乱的恶习，不满意他们的厕所被大便弄得很脏，尽管这是世界上最有权力者的儿子的大便。他们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让他把厕所弄干净。他发怒，吵架，动武，最后诉诸集中营的长官，希望长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国人拒绝谈论大便的问题。斯大林的儿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用最吓人的俄国脏 话破口大骂，飞身扑向环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电网。他扑中了，身体被钉在电网上，再也不会把英国人的厕所弄脏了。
我小的时候，曾翻阅过专给孩子们看的那种《旧约全书》，书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画。我看见上帝站在云上，是个有鼻子有眼还有长胡须的老人。我总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他吃东西，就得有肠子。这种想法总使我害怕。尽管我出生于一个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关神的肠子的想法是在褒渎神明。 我，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很自然，会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这个事实，来怀疑基督教人类学中的基本论点。就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吗？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肠子！――或者说上帝没有肠子，人就不象他。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有些人认为世界乃自然生成，这两种人之间的争论涉及到一些超越我们理智和经验的现象。更为现实的倒是这条界线，区分着两类人，后者怀疑人的生命是受赐的（不论如何赐予，以及由谁来赐予），前者却毫无保留地接受赐予观点。那么，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必然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大粪被否定，每个人都做出这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媚俗作态”。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共产党当局是一种罪恶特产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竞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
只有真正严肃的问题才是一个孩子能提出的问题，只有最孩子气的问题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换一句话说，正是这些无解的问题限制了 人类的可能性，描划了人类生存的界线。
我们追寻的目标总是不为我们所知。一个姑娘渴望结婚渴望别的什么但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一个小伙子追求名誉却不懂得名誉为何物。推动我们一切行动的东西却总是根本不让我们明了其意义何在。萨宾娜对于隐藏在自己背叛欲念后的目的无所察觉，这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不就是目的所在吗？
这是一个有趣的公式：不是“尊敬克劳迪”，而是“尊敬克劳迪内在的女人”。 如果克劳迪本人便是女人，那么谁是他必须永远尊敬的那个隐藏在她身内的女人呢？也许是柏拉图理想中的女人？ 不。是他的母亲。他决不会想到说，他尊敬他母亲身内的女人。他崇拜母亲，不是母亲身内的什么女人。他的母亲与柏拉图理想中的女人是一回事，全然一致。
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
如果你要寻找无限，只要合上你的眼睛！
噪音可有个好处，淹没了词语。